在接受《马卡报》采访时，专注于刑法的律师César-Lage深入探讨了内格雷拉案，强调了欧足联在这一案件中所代表的被低估的威胁。他分析了案件的法律关键问题，并对皇家马德里在诉讼中的立场、巴萨的无罪推定以及欧足联可能采取的反应进行了详细阐述。该案在弗洛伦蒂诺·佩雷斯的描述下，被称为“体育史上最为严重的腐败案件”，而随着皇家马德里向欧足联提交的相关资料的曝光，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Lage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看法得到了广大球迷的热议，他用“抽象危险”和“主观要件”等法律术语解释了可能对巴萨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。作为在西班牙奥伦塞执业近20年的律师，Lage长期以来密切关注这一案件，并将其视为近十年来媒体最聚焦的体育争议之一。其未来的博士论文也将围绕构成本案核心的罪名进行深入研究，该罪名依据《刑法》第286 bis条第4款，涉及体育领域内部私人之间的腐败行为。

在您的文章中提到“抽象危险”是解析内格雷拉案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可以请您进一步解释这一术语吗？这是许多人未曾深入理解的要点。此罪名并不关注于最终的结果，而是指向协议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法律不需要证明某场比赛被操纵，只需确认存在一项旨在获取有利结果的协议。这种逻辑可以与酒后驾驶的判断相提并论：即便未造成事故，该行为依然违法。因此，持续强调“没有任何比赛被操纵”仅仅是修辞上的表述，而非法律基础的支持。实际法律并不要求结果的出现。

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，我们所讨论的并非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罪名。在2023年1月，西班牙最高法院对奥萨苏纳案做出的裁定，已首次在国家级别上认定了体育腐败罪成立。最高法院明确表示，即使这些犯罪行为在足球界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，它们依然属于违法行为，这一司法解释已被正式确立。 谈球吧

您提及到“主观要件”，在俱乐部持续向裁判机构支付巨额款项、却声称是为了保证“中立”的情况下，该论点显得十分薄弱。您能否对此进行说明？因为“中立”这一术语本身就包含了法律上的陷阱，而使用这一说法的人反而是在自己制造麻烦。我们应当明确，依据《刑法》第286 bis条第4款的规定，法律所保护的是体育比赛的公正性。简单来说，所有俱乐部在面对裁判时，应该处于平等的参与条件下。裁判的中立性并不是某一俱乐部可以购买的特权，而是裁判体系应当公平对待所有球队的责任。若一俱乐部付钱来“确保”裁判的中立性，那么其言外之意便是：若不支付这笔款项，就无法获得与其他球队相同的公正对待，而这恰恰体现了该罪名的核心含义。

从诉讼的角度来看，主观要件，即企图寻求有利待遇的动机，属于行为人的内心活动，并非通过录音或供述所能证明，而是通过间接证据来推断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西班牙宪法法院的多项判决已确立了相关标准：需要有多项经过证实的间接证据，这些证据必须指向同一结论并排除其他合理解释。这不仅是一种被认可的证明方式，更是在程序正义下的合法手段。例如，在奥萨苏纳案的判决中，最高法院已明确认可通过间接证据推认主观要件的合法性，这一做法已形成西班牙本国的司法实践。

考虑到追责时效的因素，如果时效未被超过，巴萨将面临怎样的后果？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方面，尽管人们常常将其混为一谈。在体育行政层面，无论是旧版还是现行《体育法》，追责时效都极为短暂，仅为三年。如果这一时效未逾，西班牙高级体育委员会可以针对每项违规行为处以最高40万欧元的罚款、禁止相关管理人员任职数年，甚至可以取消部分补助。另外，西班牙足协亦有权就这些违规行为提出在西甲扣减积分的处罚，类似于尤文图斯因转会问题而受到的惩处。这些问题本可以在几年前就得到妥善解决，而不必等到刑事程序启动。而巴萨之所以受益于如此短的时效安排，显示了这一制度在法律设计上的缺陷。 谈球吧

在刑事层面，拉波尔塔在2003年至2010年任期内相关行为已因超过追诉时效而被免于追责。因此，他将以证人身份作证，而不是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问询。如果时效未被超过，情况则相对复杂，他将身处被指控人的角色，整个过程将涵盖完整的17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还有一条路径不受同样的时效限制，那便是欧足联。这里，真正被低估的威胁恰恰源于此。

在收到皇家马德里提交的报告后，您认为欧足联会对这起案件采取怎样的态度？目前，欧足联仿佛仍在采取观望的态度，游走在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和不关闭案件之间。然而，随着皇家马德里、西甲联赛及西班牙足协提交的报告的出现，欧足联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其此前的谨慎。若法院决定启动庭审程序——我相信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——欧足联将获得开启自身程序所需的背景信息。